大城市“居不易”、都市里的工作太繁忙、住房太紧张……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一些年轻父母选择将学龄前的孩子送回老家，由老人抚养。
与备受公众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相似，都市“返乡儿童”也有着相同的苦恼：学龄前的成长过程缺乏亲情陪伴、家庭教育的支持。
社会应该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政策支持——不论父母是否在，爱都不能缺席;在社会层面，应当探索建立健全科学的育儿社会支持体系，减轻家庭育儿的压力。
对孩子有愧疚，对父母有歉意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生活的压力更大。杨先生是在北京工作的白领。春节后，由于夫妻两人都要开始上班了，他不得不把两岁的儿子送回了距离北京300多公里的老家——河北省行唐县。
爷爷奶奶年纪也不小了，把孩子交给他们抚养，既有对孩子的愧疚，更有对父母的歉意。“的确很无奈，我们也考虑了很久，才做出这个选择。”杨先生说，家里只是个小两居，请保姆白天来家里照顾，我们下了班保姆就回去了。他和妻子身心俱疲的状态维持了大约一年，两口子都觉得撑不下去了。
将父母接到北京帮助照顾孩子?杨先生夫妻俩也考虑过这个办法，但是一来房子小，父母勉强住下来，5口人比较拥挤，二来父母生活不习惯，很难适应北京的生活。
记者在北京、上海采访多名“返乡儿童”家长发现，这些家庭的住房大多是两居室，面积从40平方米至90平方米。如果父母双方来一个的话，育儿时难以支撑;如果父母双方都来，就是5口人挤在一起，特别拥挤。
还有的父母，受困于一线城市保姆、幼托机构收费过高，不得不将孩子送回老家。在深圳一家民企工作的丁先生把1岁多的女儿送回四川老家。“不是不想带孩子，是付不起保姆钱。一个保姆一个月要8000元，而且只管白天。”丁先生说，夫妻俩月收入近3万元，但是去掉房贷以及保姆费用，也没剩多少钱了。“还不如把孩子送回老家，我们把给保姆的钱寄给父母。”
《北京市托幼服务问题和对策研究》一文显示，从北京市居民需求来看，有64.1%的家庭希望孩子“在3岁之前接受早期教育”，34.9%的家庭希望孩子能上“幼儿园亲子班”，21.2%的家庭希望能在“离家近、有资质的幼儿看护点”，20%的家庭希望能提供“社区公共早教”，14%的家庭希望去“比较出名的早教中心和机构”。
祖辈抚养不能完全代替父辈
记者调查发现，孩子“返乡”之后，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有的孩子因为隔代抚养的溺爱，养成了难以纠正的不良习惯。北京市民刘先生说，孩子长期在老家待着，目前已经3岁多，还要大人喂饭。孩子要啥老人就给买啥，稍不如意，孩子就满地打滚等，让两口子很头疼。
有的孩子因为缺少父母陪伴变得更害羞、不自信。北京市民卢女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告诉记者，相比于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由祖辈抚养的另一个孩子性格相对自卑、内向一些。比如带孩子上街，碰到一个同事打个招呼，他都要躲在自己身后;有陌生人来家里，也要藏起来。孩子在表达自己观点看法的时候，也相对不自信。
在北京工作的秦女士说，老家空气好，北京秋冬季太干燥，尤其是空气污染重的雾霾天气，孩子不适应，所以每到秋冬季，她都会把孩子送回广西老家。“老家有表弟、堂姐可以一起玩，让孩子多体验小城市的生活。”秦女士说，自己的母亲也要在老家照看姐姐的孩子，于是就把女儿放在外婆家。和表姐一起玩、一起长大，女儿很开心。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表示，在祖辈的大家庭中长大，能为孩子提供愉快、宽松的成长环境。同时，便于孩子增强对情感感知、规则意识的建立、社会关系的认知等。
“返乡儿童”群体，在一些比较大的省会城市也很常见。例如，安徽省合肥市的程女士下了很大的决心，把5岁的儿子送回了河南省郸城县的农村老家，上小学前才接回合肥。程女士的丈夫每年有7个月时间在出差，自己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根本忙不过来。
“孩子年纪越小，每日每时的陪伴所形成的心灵抚养愈发重要。”成长教育师兰海说，年轻父母尤其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0至6岁这一阶段，父母的抚养几乎可以铸就儿童的心理特征、人格特征、人际交往模式。这种微妙的差距，使得祖辈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替父辈。
建立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专家认为，在抚养孩子过程中，父母可以不在场，但父母之爱绝不能缺席。都市“返乡儿童”的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要减轻这种压力，需要从政府、市场、家庭等多方发力，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育儿社会支持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指出，孩子由父母带大是最好的，如果父母没时间，选择送祖辈扶养，一定要考虑祖辈是否有育儿能力。建议父母要和祖辈一起制定规划，参与到孩子扶养当中，多和孩子沟通，包括面对面和视频。父母不要因为工作忙，就把对孩子的教育、抚养完全交给祖辈。
北京市民杨先生告诉记者，每天晚上到家后，夫妻俩都要通过视频和儿子说说话，一般每个月都开车回老家一次，和儿子一起过周末。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认为，都市“返乡儿童”问题的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要减轻这种压力，需要从家庭、市场、政府等多方面综合发力，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据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段婷婷介绍，近年北京市人口出现波段性生育高峰，流动人口快速增长，3～6岁入园学额紧张，不少公立幼儿园取消了托班或亲子班，托幼服务资源愈加匮乏。再加上，托幼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机构收费较高，能同时提供托幼照料和教育服务的机构少，难以满足家庭，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托幼需求。
黄家亮建议，在政府层面，鼓励幼儿园或其他社会力量开设幼儿日托服务，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逐步构建0～3岁育儿支持服务体系;在市场层面，鼓励规范以小饭桌形式托管幼儿模式的发展;在社区、家庭层面，可以探索建立同小区多户低龄儿童家庭互助组织，或者借鉴日本等国家在婚姻法等方面对全职家庭主妇的保护，让女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回归家庭，而无须考虑经济、社保等方面的压力。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这一问题变得更具紧迫性。一些受访家长反映，近年来二孩放开了，但自己根本不敢生。“有朋友生了二孩，把70平方米的房子隔成四居室，客厅才6平方米，特别促狭压抑，”一名受访家长说。
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托幼服务发展，把托幼服务视为政府责任的一部分。我国也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尽快制定托幼服务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法规，出台托幼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托幼服务机构设置管理办法。
本报记者程士华、关桂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