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雷(右一)、于晶(左二)为孩子们穿上御寒的冬衣。记者 张学军/摄(资料图片)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镇，北红村北红小学——我国地理位置最北的村小。王忠雷和于晶，这对平凡的教师夫妻，是学校仅有的两名教师。
王忠雷，10年;于晶，7年。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倾注在了这所迄今只剩下7名学生的村小。
命运的一个玩笑
2009年，命运跟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应届毕业生王忠雷开了一个玩笑。
当时，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王忠雷决定报考黑龙江省的特岗教师。考虑到女友于晶以后要和自己在一处，王忠雷想着选学校最好能在县城，这样就业面比乡村宽一些，方便于晶求职。在网上报名系统里找来找去，他“如愿以偿”地发现了一所县城的学校——“漠河县北红小学”，便不假思索地报了名。
没过多久，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的王忠雷接到通知，带着行李前往学校报到。从齐齐哈尔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到当时的漠河县，再转汽车到当时的北极乡，王忠雷才算到了此行的中转站——北极乡中心学校(2018年，漠河县更名为漠河市，北极乡中心学校随之改名为北极镇中心学校)。中心校负责接待的教师对他说，北红小学只是中心校在北红村的教学点。
对于不知情的游客来说，到了北极乡就等于到了我国的最北端。实际上，百公里外的北红村才是我国地理意义上最北的村子，真正的“极北之地”。这个玩笑的笑点和哭点也正在于此。
没到过北红村的人可能无法想象，这里每年有着长达8个月的冰封期，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50多度。每到大雪封山时，道路格外难走，用当地人的话说是“进来出不去，出去进不来”。即使到现在，前往北红村也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当时，中心校专门找了一辆车，一路颠簸走了四五个小时的土路，才把王忠雷送到村里。
对于学校的条件可能不怎么好，王忠雷有心理准备，毕竟自己是生长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林区子弟，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可没想到，当时的北红村不但没有自来水，竟然连电也不是一直通。
没电，王忠雷对这种生活一点概念也没有。太阳落山后，坐在黑漆漆的校园里，他的心里不是滋味，踏着雪想去附近的老乡家串串门。结果，一出校门就迷路了，再想折返回头，却找不到回去的路。
起初，北红村的村民对王忠雷的态度很复杂。村支书赵民兴是个70后，王忠雷来时，他大女儿正在学校读四年级。打从赵民兴出生起，村里就有这么一所小学，他上学时，一个班还有近20个同龄人。到了下一代，全校就只剩下不到20名学生。赵民兴的想法和大家差不多，孩子们有了新老师，挺高兴，但心里也“犯嘀咕”：村里条件这么差，除了家在本村的，其他人很难安心留下来，这个新老师会不会也一样?
由于北红小学实在太偏僻，中心校很难往下派常驻教师，只能由全体教师轮流从乡里来支教，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本村孩子牟晓玥不理解为什么总是换老师，暗暗觉得自己和同学们就像“没人要的孩子”。王忠雷来时，刚上二年级的她还不到窗台高，放学后喜欢扒着学校最西边那间平房，也就是王忠雷宿舍的窗台往里边偷看。被王忠雷发现了，她还嬉皮笑脸地问：“老师，你以后会走吗?”王忠雷认真地对她说：“我就是来教你们的，我不走。”“你为什么不走?”对这句反问，王忠雷笑笑没吱声。
“走”，王忠雷不是没有考虑过。尤其当生活本身在他面前真正展开，这个念头时不时地蹿出来。
在北红村，光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当地没有任何饭馆，粮食副食品基本上靠自给自足，拿着钱也买不到吃的。从没做过饭的王忠雷只好自己乱做，吃过比石头还硬的馒头，也咽过夹生的米饭。
学生们看着王忠雷光吃主食没有菜，都觉得这个老师“怪可怜的”，回去跟家里一说，给王忠雷送来一大堆白菜土豆。本就不擅表达的王忠雷感动得说不出话，走的念头就又被压下去了。先是打算至少坚持到学期末，后来又想“反正都来了，就把这届六年级教到毕业再说吧”。
王忠雷留下来了。赵民兴再看他的眼光，不由多了几分敬重。村民的表现则直接得多，家里杀了猪，给王忠雷留点儿好位置的肉，下河捞了鱼，也不忘送王忠雷两条。
“自从王老师来了，我们学习的心才算真正安定下来了。”现在已经在漠河市高级中学上高二的牟晓玥，这样形容王忠雷对大家的影响。
“你把光明带来了”
困难，并不会因温情的存在而消失。
王忠雷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曾是学校田径队的中长跑队员，速滑成绩更拿过全校第一。然而，北红小学首先缺的是文化课教师。
刚来时，王忠雷拿起数学课本看上去觉得每道题都不难，但怎么把知识用适当的方法教给学生，令他一个头变两个大。他为学生不理解简单的题目发过脾气，也因学生的淘气一时意气撕过作业纸，还曾激动得把讲桌上的墨水端起来喝下去。
来学校探望的于晶，看着王忠雷住的“比仓库还破”的屋子，看着曾经的体育健将放弃专业一心一意研究怎么教小学生数学，心疼不已，只盼着他快点下决心离开。
2011年冬天，一个突然事件把于晶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也让王忠雷开始认真考虑离开。学校靠烧煤炉取暖，一天晚上，煤炉火没燃净，王忠雷睡梦中感到四肢无力，又隐约闻到煤烟味，心知自己很可能中毒了，挣扎着爬到门口，在推开门的那一刻晕了过去。单穿着一条绒裤的他，不知在雪地里躺了多久才转醒。
得知王忠雷差点送命，远在老家的于晶泪如雨下。她忍受得了长期分离的思念之苦，但她实在无法忍受可能失去王忠雷的痛苦。
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毫无预兆地来了。当然，觉得毫无预兆的只是王忠雷和于晶，北极镇中心校校长马建国则是背后“处心积虑”的那个人。
“让一个年轻教师单枪匹马长期守在北红村，根本不现实。”马建国说。在他看来，为北红小学配一对夫妻档教师最合适。
2012年，早就了解王忠雷和于晶情况的马建国，想尽办法把于晶也招进了北红小学。通过人员调整，王忠雷和于晶成了学校仅有的两名正式教师。学生们的英语课，长期由北红村的边防部队派官兵支教，两人则教除英语之外的所有课程。
听过试讲，马建国认为于晶可能会是个不错的老师。没想到，于晶的表现完全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自从她来到学校，不但语文课有了常任教师，孩子们还第一次上起了正式而不间断的音乐课、美术课、手工课。于晶练过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在她指导下学生们的书写水平也有很大提高。逢年过节，于晶还会组织学生编排丰富又有趣的节目。
于晶来了，王忠雷心里踏实了。巧的是，就在于晶来后不久，北红村通上了电，王忠雷总和于晶笑说：“你把光明带来了。”
2013年儿童节，于晶提前精心准备，带领学生们创编、表演的舞蹈获得了全县小学生艺术节第二名。北红村的孩子第一次走出校门就走到了这么大的舞台上，这让家长们欣喜不已。
这一切，对于于晶和王忠雷也是莫大的鼓舞。同年，两人结束爱情长跑，正式订下一生之约。当时只剩下十几名学生的北红小学，成了他们人生新阶段的见证。
“我俩就好好干呗”
王忠雷和于晶都觉得，自己的性格里有些随遇而安的成分。大学毕业时，于晶本可以去三亚任教，王忠雷有可能去南京工作。想想两人不能在一起，于晶放弃了，选择在学校所在地先就业，等小自己一届的王忠雷毕业再一起规划工作的事情。没到北红小学之前，于晶还有机会进家乡大庆的学校，为了和王忠雷在一起，也放弃了。
“既然在北红村待下来了，我俩就好好干呗。”于晶说出这番话时语气温柔又坚定。
2014年，又一件喜事临门——于晶怀孕了。遗憾的是，很多该做的孕期检查于晶都没法做。除了交通不便，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只有两名教师。
到了假期，两人终于有时间去产检，查出来于晶缺铁性贫血。冬天在学校吃不上新鲜蔬果，营养跟不上。很快，于晶的脚浮肿了，嘴巴也溃疡了，梳头时还大把掉头发。她不以为意，还总安慰惴惴不安的王忠雷。
王忠雷劝于晶回家卧床休息，全校的课他一个人上。于晶坚决不同意。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帮可爱的孩子了。
“我挺个大肚子，上课站久了，腿又肿又麻，没法走下讲台，都是孩子们把我搀下来的。”那一幕，深深刻在了于晶的脑海里。
不久，儿子“小北”出生。孩子很乖，不闹人，在老家休产假的于晶总算有时间好好歇歇了。可是，她越歇越觉得不对劲，“心里就跟猫挠似的，总发慌，都有点抑郁了”。
思来想去，带着满月不久的儿子，于晶和家里的老人辗转倒车直奔北红村。那天是个周末，车子一进村口，就和一个在路边玩耍的学生打了个照面。于晶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学生却掉头就跑。
车子进站了，于晶和家人抱着儿子、拖着大包小包正准备往学校走，一群学生忽地一下围了过来，眼里脸上都是笑，嘴里叽叽喳喳对于晶说个不停。村子很小，学生很少，不到10分钟，全校集结完毕，热烈欢迎于老师回来!
于晶的产后抑郁不治而愈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王忠雷和于晶更喜欢待在学校里了。两人结婚时在地区首府所在地加格达奇买了一套房子，每到长假他们都会领着父母、儿子去住几天，住着住着全家就会不约而同地想学校，一想学校就马上收拾东西往回返，小北都习惯了。
在学生的心里，也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不管是在校生，还是已经毕业的学生，只要人在村里，就管不住自己的脚，有事没事想往学校走，哪怕跟老师随便说点什么都好。学校，也遵从了北红村淳朴的传统，大门从来都是敞开的。
“王老师”和“于老师”
王忠雷和于晶在学生面前互称“王老师”和“于老师”。刚开始是为了在学校严肃起见，到后来私下场合也这么叫。为此，于晶的母亲曾以为他俩吵架了。他俩对此却不以为意，还很开心。
尽管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到2019年春季学期更是创纪录地只剩下7名学生——四年级4人、一年级3人，“王老师”和“于老师”却从没懈怠过，两人有时还会展开一点儿小竞争。
“王老师”教数学特别上心，只要有机会去县城，一定上书店淘几本好习题，回来选有意思的题印给学生做，给教学加点“料”。然后，还不忘“沾沾自喜”地对“于老师”显摆：“哎呀，于老师，对不起啊，这次光想着自己，忘了帮你买。”“于老师”翻个白眼偷偷笑：“稀罕呢，网上什么没有?”
漠河市来支教的教师给学生们上综合实践课，教做绢花。心灵手巧的“于老师”跟在后面听了一节课就掌握得八九不离十，给“王老师”展示自己学生的作品，还高兴地拍了照发朋友圈：“王老师，你看我们做得怎么样?”“王老师”故意嘴上不表扬，却又在朋友圈里默默给“于老师”点了个赞。
全校就这么两个老师，教研全靠百公里外的中心校显然不现实。很多时候，“王老师”和“于老师”琢磨着、商量着就把教学问题解决了。
发现学生刚上小学零基础学拼音特费劲，“于老师”就“自作主张”加长拼音的学时，用整整两个月让学生反复练习，最后做到“做梦拼的拼音都是正确的”。
已经在漠河市上高三的学生关鑫还记得，以前学校没教具，学到认识立体图形时，“王老师”想过一个又好笑又实用的办法。“王老师让我们回家翻菜窖找最大的土豆，带到学校——手起刀落，长方体、正方体要啥有啥”。
“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学生长大后发现网上有这么一句流行语，和他们的经历还很相似，于是善意地来调侃“王老师”。尽管学生只是开玩笑，尽管学生考到市里、地区里好学校的大有人在，回来都说“您教的知识让我们不比城里孩子差”，但王忠雷始终有个心结——放弃了体育转教数学，自己到底教得怎么样?
“于老师”最懂“王老师”，每当“王老师”自我怀疑的时候，总会适时地鼓励：“你教数学比我有天分。我给学生讲不明白，你讲的学生听得懂，也喜欢听。”
“王老师”特佩服“于老师”，不论大事小事，要是不跟“于老师”念叨念叨，总觉得不踏实。
“于老师”嫌“王老师”爱嘟囔，不爱跟他待在一间教室备课。可每当一聊到学生，聊到怎么帮助学生改掉小毛病、克服小困难，两人又会不自觉地凑在一起说个没完。
那道光如此美妙
人们都说，中国能看到极光的地方只有漠河。
从小在北红村长大的孩子们大都见过极光，并不觉得有多值得夸耀。对于他们来说，王老师这道被命运误打误撞投下的光线，以及他和于老师集合而成的光束，才真正点亮并温暖了他们的人生。
这些年，由于王忠雷和于晶的坚守，北红小学得以作为漠河市唯一的乡村教学点保留下来。用本地家长的话说，“孩子们不用在路都走不稳时、拖着鼻涕就到县城去住校”。学校的条件在中心校、村里以及各方热心人士的关心下也越来越好。中心校花两万元为学校打了一口方便的水井，吃水再也不用上老乡家去挑了。取暖的锅炉也换了新的，到了冬天又安全又暖和。上课，有了电子白板;备课，有了笔记本电脑。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流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
近两年，在地方发展旅游业的大背景下，村民们通过开客栈，手头渐渐宽裕了。于晶注意到，一些富起来的村民，对孩子的学习反而越来越不重视。每次开家长会，她都会事先查很多资料，推心置腹地和家长谈。谈人这一辈子，赚再多钱，没把孩子教育好，始终是最大的遗憾;谈怎样关心孩子，怎样和孩子交流、沟通。在于晶看来，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比家长多看、多想一点。
前段时间，关于校园欺凌的新闻比较多。小地方出去的孩子容易变得内向、自卑，王忠雷和于晶自己就是农村孩子，对此感同身受，总怕毕业的学生在外面受欺负。于晶还曾因担心学生的安全，多次从睡梦中惊醒。于晶特意买了几本心理学的书约着王忠雷一起看，想找找有没有办法帮到学生。
今年，王忠雷到北红村整整10年了。10年里，坚守最北小学让他获得了许多分量极重的荣誉——2014年全国优秀教师、2016年全国五四青年奖章……大大小小的宣讲会参加了不少，可王忠雷还是那个在人群里总是沉默的人。
一次，从北京领奖回来，见了世面的王忠雷对于晶由衷地说：“人家获奖是因为真本事，我就是沾了地方的光，换谁来都一样。”
“感谢这两个年轻人。”漠河市教育局局长岳远革是北红村人，从小上的就是北红小学，对极北之地的生活有着深切体会。“不是非得一辈子都在乡村从教才称得上奉献。他们在这里播撒过青春，就值得我们尊敬与铭记。”(张滢 王友文 禹跃昆 曹曦 单艺伟 杜京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