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下，教育分工上父亲的缺席与“家校合力”倡导对家长教育角色的强调，共同导致“全能型母亲”的出现。本文作者以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求母亲的个人困境与社会议题之间的关联，认为母亲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也是现代化教育体制对母亲的规训过程，凸显出现代化母亲角色与传统意义上母亲角色的变迁，“全能型母亲”要求下，女性个体价值被逐渐弱化。
现代城市家庭高度重视子女教育。教育分工上“父亲缺席”现象，加之“家校合力”倡导对家长教育角色的强调，共同导致了“全能型母亲”的出场。城市家庭中的母职实践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母亲教育方面的职责陡增并呈现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她们具有 “经纪人”“总规划师”“学员”等综合特征。
笔者试图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求母亲的个人困境与社会议题之间的关联，通过对福州部分“小升初”学生妈妈的深度访谈及在校外培训机构的社群观察，观照当代“母亲”的生存状态。
“家校合力”：母亲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集中场
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长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教育问题过程中提出的重要学术理论。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教育具有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母亲的文化资本包括自我成长历程的惯习、知识存量、阅读习惯、兴趣爱好及文化社交圈层等。当下中国家庭中父亲多扮演“养家”角色，母亲则在家庭教育中处于轴心地位，需要通过自身文化资本再生产辅助孩子学习，包括不断地吸收新知、建立人脉、规划孩子学习进程等。
家庭成为孩子获得文化资本的第一场域，也成为母亲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一场域。家庭教育场域中子女教育成效作为母亲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文化产品。在家庭教育场域中，母亲需要不断学习、补齐教育方法短板，这是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母亲对子女教育成效影响的关键一环。
学校是文化资本制度化的场域，孩子在家庭教育中获得的母亲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文化产品优势，必须经过学校进行制度化确认才能被社会认可。母亲对学校教育的参与不仅体现在参加家长会、家委会、志愿者活动等，积极与老师交流孩子在校表现，积极与班级优秀家长交流学习经验，更深层次的是体现在母亲的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即帮助孩子学校课业的深化与超前学习。
家校合力的学校教育场域中，学校占据着绝对主导权，家长真正的主体性参与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由于教育期望一致性，并不会削弱她们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相反，强化了她们参与教育活动的主体职责。“学校召开家长会时，每次都会组织学霸的父母上台分享教育方法，我们都会从中受益，所以每一次家长会班上大多数都是父母亲自参加。这就是我们鼓楼区教育的特色。听说，其他区的学校家长会很多都是爷爷奶奶来参加。”从受访者A的表述可以看出，社会场域的相似性影响了父母教育期望的同质性。笔者通过访谈发现福州市鼓楼区的中产阶层父母普遍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并以母亲在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方式得以实现。
“影子教育”场域：母亲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竞技场
家庭对教育优质资源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让教育竞争愈演愈烈，其结果是“影子教育”迅速发展。“影子教育”指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针对教学科目的课外收费辅导。
母亲们希望用“影子教育”来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为孩子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并转化为学业的优势，储备更多面对将来更激烈竞争的筹码。“淘宝记录都是书和生活用品，对衣服已经没有购买的欲望了。”从受访者B的表述可以看出，经济资本的投入对母亲的日常生活与消费习惯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此外，女性个体的价值被消解，女性角色被压缩到几乎和母亲角色等同。
为子女规划的各种个性化教育路线，对各种课程的了解，串联安排培训的时间及接送都对母亲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提出了非常具体、高强度的要求。从笔者的访谈来看，无法对子女在“影子教育”课业上亲力亲为，是母亲的重点焦虑之一。超前与高难度是“影子教育”设置课程体系的标准，小学阶段的孩子心智还未成熟，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还未养成，“影子教育”的课业对于大部分孩子而言是高难度的，若没有母亲的陪读与课后知识点巩固指导，很难取得较好的培训效果。母亲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在“影子教育”场域呈现全身心陪读与拼搏态势并伴随着各种焦虑，建构起母亲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日常性焦虑惯习。
由教育引发的焦虑通过一次次大规模全市集中考试与成绩排名呈几何倍地升级与放大，教育焦虑已是一个社会问题显性存在着， 越来越凶猛的妈妈们成为此症的高发人群，“疯狂妈妈”几乎成为中国妈妈的代名词。“备战小升初这一年，我的办公室到处都是孩子奥数的书籍，我必须用工作间隙备课，晚上回去才能更好地辅导孩子。”从受访者C的表述可以看出，虽然文化资本再生产是母亲主动实施的文化资本传递行为，但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同样会对其本身产生影响。一方面，母亲通过参与“影子教育”进行有效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孩子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会让家庭收获喜悦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对孩子投入过多的精力势必会影响母亲事业的发展，在孩子教育层面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增量必将体现在事业的减量层面，两者的矛盾是母亲在日常生活中的焦虑。如何协调教育与事业的平衡，母亲们不得不多方面权衡利害关系做出“理性选择”。
重新思考“母职”
母亲们在教育场域中进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不仅是对自我已拥有的文化资本进行提炼与升级的过程，还包括不断吸收新文化并对其进行内化与代际传递。再生产过程也是现代化教育体制对母亲的规训过程，凸显出现代化母亲性别角色与传统意义的母亲性别角色的变迁。
母亲不断扩大其母职范围，在职业与母职的双重压力下，“去性别化”成为当代母亲的隐性特征。女性个体的价值被逐渐弱化或消解。由于母职实践是一种无法交托他人的刚性任务，职场角色与母亲角色透支了个体的时间资源、精力乃至经济资本，为女性个体而投入的资源被大大缩减。
母亲在教育场域中的实践亦只能是适应当前教育市场化体制，全心全意地带领孩子为目标而拼搏，对家庭性别分工的不平等现象，也无暇去思考与争取，因为“路已在脚下”，“向前进”才是“妈妈们”当前的中心任务。(作者：林丽琴 福建省委党校妇女理论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