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报道，近日，一个“问题少女”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四川宜宾，14岁的罗某京，多年来到处流窜作案，但由于尚未年满16周岁，警方无法处理。这些年，她至少被救助130余次，然而送回救助站的最终结果，仍然是离开。即便回家或是被送进学校，最终的结果也是“离开”。
在现有法律下，对积习不改的罗某京，警方似乎也是无可奈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就算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也不用执行。根据刑法，同样对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网开一面”，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等八种罪行才负刑事责任。
所以，当媒体报道罗某京问题后，舆论上不乏严惩的呼声，甚至要求降低行政和刑事责任年龄。但是，还应看到的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方针，是“教育与保护相结合”。刑法中，在“宽容”未成年人的同时，还有这样一条“兜底”规定，就是“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之所以如此立法，目的是为了强化监护人的家庭责任，以及政府的教养责任。毕竟，孩子生活在家庭之中，除了执法处罚，收容教养也是法定的规制措施。
或许，罗某京的监护人会说，自己也尽到了管教孩子的责任，根据有关报道，“为管教罗某京，父亲曾用铁丝捆住其双手，拴在柱子上”。问题是这样蛮横而粗暴的管教方法，不仅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而且违反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的法律规定。
从报道情况看，罗某京的“父母分手”后，“爸爸将其丢给爷爷”“罗某京从小就偷邻居家吃的，爷爷很疼爱她，总护短”“6岁离家出走”，说明这个原生家庭的监护管教责任是严重匮乏的。根据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作为罗某京的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偷窃、故意毁坏财物等不良行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都是应当予以训诫、责令改正的违法行为。
对有特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除了监护人的家庭管教，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从罗某京流窜盗窃成性的情况看，依法送去工读学校，也应该顺理成章。但令人遗憾的是，“罗某京自进校就没打算好好待着，最后干脆逃跑了”，当地有的工读学校，但由于条件限制，目前只收男生，尚不具备招收女生的条件。这样的尴尬情况，并非个案孤例。如果工读学校这条防线过于薄弱，就意味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堤防，随时可能失守。
当然，罗某京成为“问题少女”，不仅是家庭和政府的责任。从深处来检视，这也是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所处环境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未成年人保护法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对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等责任，都有全面、系统的规范，对于各个主体，关键是要把法律明确的任务，真正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上。
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成为“问题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邪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各个主体都齐抓共管、多措并举，才能让未成年人群体更健康地成长，才能让罗某京这样的“问题少女”回头是岸。
(作者系空军军医大学法学副教授)
作者：刘婷婷
《中国教育报》2019年12月17日第2版 版名：中教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