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教育

　　将青少年抑郁症筛查纳入体检，确实可以帮助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及早进行干预，也能让青少年在和抑郁症孤独痛苦的对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开学前一周的周末，高中生何琳（化名）对父母说：“能不能带我看一下心理医生。”

　　心情低落，长时间发呆，无原因流泪……她已经和这些症状交手了数月。当时，何琳得了急性胃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让她终于决定求救。

　　经检查，何琳确诊了抑郁症。

　　“我没什么感觉。爸妈有点惊讶，他们觉得我平时挺活泼的。”何琳回忆道。

　　前段时间，教育部在答复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时指出，要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沙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总体来说国内儿童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为1%—2%，青少年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为2%—8%。为提升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将抑郁症筛查纳入体检，是覆盖面最广、可操作性较强的方式。

　　“孩子是很弱小的。”当了十几年精神科医生，沙莎接诊过太多患抑郁症的孩子，了解他们的无能为力、不由自主。“他们需要医生，需要专业人士，保护他们，为他们发声。”

　　小别扭还是心理问题？看孩子是否能正常上学

　　大儒心理创始人、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做过一些对中学生的心理评估。“我们不仅做测试，还一对一做访谈。我们发现，现在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比例确实不低。”他说。

　　一个被经常报道的数字，是《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给出的——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

　　不过，抑郁情绪并不等同于抑郁症。沙莎说，抑郁症的确诊，需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有精神科医生执照的专科医生做出。它不是字面意思上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精神疾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此前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孩子们在心理上又额外承受了更多压力。

　　从接诊情况来看，沙莎也切实感到了疫情的影响。

　　隔离，居家学习，网络的过分使用，日夜颠倒……这些扰乱了青少年正常的生活节奏。成年人可能无法感同身受疫情对孩子心理的冲击。外部环境的剧烈冲击或隔离，可能让孩子体会到更多的担忧和恐惧。而青少年处在生理和心理双重生长发育阶段，思维以及心理发展的不均衡，可能会导致孩子无法准确表述自己的内在体验，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或行为问题，严重的还会陷入某种偏激状态，很难自主走出。

　　“疫情对青少年抑郁症的作用因素，还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和研究。”沙莎说。

　　抑郁症目前还是依据现象学诊断。徐凯文介绍，抑郁症有一些常见症状，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行动迟缓、语速变慢、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若每天大部分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且持续两周以上，就需要引起注意。

　　媒体人张进曾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患抑郁症时的感受——脑袋像灌了铅，昏昏沉沉；胸口火烧火燎地难受；不想做任何事情，或者做任何事情都犹豫畏缩。

　　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同样有类似症状。沙莎说，不过他们还有一个显著区别于成年人的症状特点——烦躁。

　　“如果你问抑郁症患儿为什么会自残自伤，很多人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很烦。”沙莎说。

　　那团叫人烦躁的、捉不住摆不脱的东西，压在孩子心头，流窜在他们体内。有时划伤自己，他们才觉得能释放一些，能好受一点。

　　有些孩子会出现躯体上的症状，比如腹痛、头痛。抑郁症常见的表现是失眠、食欲减退，但有些青少年则表现为暴食、嗜睡等反向躯体症状。

　　他们的思考能力、注意力和记忆力也可能会下降。“有的孩子会感觉不到自己的情绪，感觉不到自己和环境的区别，觉得麻木和不真实。”沙莎说。

　　青少年在抑郁中，还可能合并焦虑症状，容易感到紧张、害怕。

　　“特点多而且杂乱，合并症也很多。”沙莎介绍。所以，当一切初露端倪时，很难被察觉，也可能被误读。

　　何琳起病是在疫情期间。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上网课，其实并没有听进去，只是发呆、神游。她不出门，不想动，父母也只是说一句，你怎么变懒了？

　　孩子的变化，容易被当成叛逆期到了，被误解成逃避学习的小花招。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看孩子的社会功能是否遭到损害。更简单来说，就是看他们是否还能正常完成学业，坚持上学。

　　厌学，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普遍出现的症状。

　　徐凯文说：“几乎每天都有家长找到我，说孩子有一段时间不上学了，能不能给孩子做一下心理咨询。”

　　不过，能将孩子厌学和心理问题关联上的家长，已算是难得。对抑郁症没有认知的父母，面对不愿上学的孩子，可能会变本加厉地斥责、批评，反而雪上加霜。

　　有问题的孩子背后，多是有问题的家庭

　　何琳并不知道自己发病的诱因是什么。事实上，对于抑郁症的病因，目前科学上并无定论。只能说，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与之有关。

　　从去年三四月份的某一天起，何琳就陷入到无法快乐起来的境地。

　　发呆时，一些过去的画面在她脑海里重演。那已经是她上小学时的事情了。有一次，她拖拖拉拉没做完作业，爸爸气到踹东西、摔盆。乒乒乓乓，声音砸在她心上。

　　年幼的何琳甚至无法和脾气急躁的父亲单独相处。每次只要妈妈一出差，她就会发烧。

　　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后，何琳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受到了伤害。

　　从业二十多年的陈清是何琳的心理咨询师。

　　他反复向科技日报记者强调，要解决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必须连同父母的问题一起解决。

　　“难点在于，很多父母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陈清说。求助他的很多家庭，亲子关系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孩子和父母的沟通几乎中断，甚至互为仇敌。

　　陈清见过太多焦虑的父母。情绪是会传染的，孩子会承接来自父母的情绪并放大它。对成年人来说尚可忍受的焦虑，到了孩子这里，可能会压垮他。

　　陈清把心理比作一棵大树。如果它根基良好，枝繁叶茂，就算哪天遭到狂风暴雨，可能被打落几片树叶，但等风停雨歇，它照样能茁壮成长。但如果这棵树本来就根基不稳，病病殃殃，一场雨，一阵风，就可能刮倒它。

　　根基，是从小打下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与幼年成长阶段家庭的照顾和关爱有较大关系。

　　“孩子对父母的情绪其实是很敏感的，他们能很清晰地感知到父母究竟爱不爱他。如果家长对孩子常常是强制管教，施以暴力，冷嘲热讽，长此以往，孩子在家庭中会丧失安全感。”陈清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出来的心理之树，更有可能被挫折压垮。

　　徐凯文同样表示，孩子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亲子冲突。

　　亲子冲突，其实源于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家长和孩子成长在不同年代，如果一味以自己的经验来安排孩子，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无异于“刻舟求剑”。

　　徐凯文讲了一个让他唏嘘的案例。

　　孩子自杀未遂，父母求助于徐凯文。一开始，徐凯文没找到什么明显问题。父母看起来非常关心孩子，为了照顾他，还提前退休，专心陪伴。

　　但这孩子总觉得绝望，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

　　进一步了解后，孩子终于跟徐凯文提起一个细节——我这么大了，爸妈进我的房间前，都不会先敲门。

　　在徐凯文的鼓励下，孩子尝试跟父母提出了“敲门”的要求，结果断然遭到拒绝。大家一起当面沟通时，父母依然无法理解这一诉求：“这是我的家，我的孩子，我进自家房间怎么还要敲门？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爸妈进我房间，也从来不敲门啊。”

　　徐凯文明白了，这么小的事情，孩子都无法掌控，所以他觉得人生不是自己的，干脆就不想要了。“父母对孩子已经是过度控制了。”徐凯文说。

　　过分关注或者过分忽视，也是沙莎常看到的抑郁症患儿家长的教养问题。

　　过分关注，是孩子出了一点点问题，有一点点脱离掌控，父母就十分紧张，担心孩子误入歧途或出危险。过分忽视，则是对孩子的疾病体验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病是装出来的。他们说孩子“娇气”“不勇敢”，说“别的孩子都没事，怎么就你有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怎么不像你这样脆弱？”

　　除了父母不恰当的教养方式，抑郁症阳性家族史、个人先天性格气质、学业压力、朋辈竞争、暴露在不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负面信息下或是长期患有慢性病，在生理上遭受痛苦等，都是抑郁症发病的影响因素。

　　徐凯文特别解释了学业压力。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我们一直把成绩当成评价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仿佛一个学生自尊的全部支撑，就是成绩。”徐凯文说，当成绩成为唯一标准，孩子就会不断遭遇挫败。“他们会觉得，一旦我成绩不好，我就没有价值了，我就什么都不行，就躺平了、瘫倒了，当垃圾了。”

　　国家已经提出了“双减”政策，减轻孩子过多过重不必要的学习负担，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看，徐凯文直言这是“德政”。“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压力。哪怕一个成年人，如果他长期睡眠时间、游戏和休闲时间得不到保证，长期处在过高的期待下，照样会出问题，更何况是孩子？”

　　从筛查到治疗，家校医携手，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

　　将青少年抑郁症筛查纳入体检，确实可以帮助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及早进行干预，也能让青少年在和抑郁症孤独痛苦的对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量表筛查是比较常规的方式。要选择规范的、经过信度效度检验的适用于青少年人群的量表。为了保证重要信息不会遗漏，我们也会让家长参与到调查中来。”沙莎说，抑郁症量表会涉及多个维度的测量，如情绪、躯体、睡眠情况等相关因素，也会问到自杀的意念与行为。“从健康管理的角度，我们需要把已经有自杀想法的孩子标记出来，防范风险。但我们也要思考，怎么在筛查时，让这些问题以更可被接受的方式提出来。”

　　家校沟通也很重要。沙莎建议，做青少年抑郁症筛查，尽量让家长“知情同意”。学校告知家长筛查的内容和意义，如果家长有质疑和顾虑，学校可以联合专业机构答疑解惑，在告知阶段消除一些误解。

　　“对筛查结果的应用，要注意保护青少年隐私。”徐凯文提醒，心理健康状态测评结果的知情范围，应该控制在必要限度；教师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知识，给孩子恰当程度的关心。“特别要明确的是，不要因为筛查结果对孩子产生歧视和偏见。否则，以后大家不会如实填写量表了，筛查的作用也就削弱了。”徐凯文强调。

　　筛查，是筛查孩子患有抑郁症的可能性，提醒父母带孩子就诊。

　　别把抑郁症看成绝症。它需要被重视，但也不要被它吓倒。根据整体的数据，一半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是可以被治愈的。

　　沙莎说，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应进行的是综合治疗；要用药，也要开展心理疗愈；治疗孩子，也要把家庭纳入，对家长进行宣教和辅导。“最理想的情况，是由家庭、学校、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组成联盟，从用药情况到心理治疗情况再到日常生活情况，全方位地跟踪关注患儿，并针对患儿的康复情况和康复策略进行密切沟通。”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与心理健康需求相比，我国的精神科医生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数量都不足。

　　家长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孩子配合治疗。

　　如果孩子需要用药，要尽量做到足量足疗程治疗。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药物的作用并非立竿见影，有时副作用会先于治疗作用来到。家庭要成为孩子的后盾和支撑，帮孩子理解自己的处境和治疗的必要性，提高孩子用药的依从性。

　　“家长还要对自己的教养方式进行评估，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沙莎说，如果是过度控制，那就放松一点；如果是过度忽视，那就更关心一些。“不是不管孩子，而是带着爱去支持，也带着爱去限制。要让爱在家庭中流动起来。”

　　当孩子病情稳定后，就可以复课复学。“学校要信任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当医生为孩子开出复学证明，就意味着经过审慎评估后，孩子已经可以重返校园。沙莎说，学校不必过分焦虑与担忧，与家长保持沟通，给予患儿持续有效的关注即可。

　　此前在做心理治疗时，陈清为何琳做了家庭关系修复。全家人一块儿接受了心理咨询，父亲为曾经的暴脾气向何琳道了歉。

　　“我给生病后爸爸妈妈的表现打9.9分。”何琳说，爸爸的改变尤为明显，他脾气收敛了许多，给了自己更多关心。1年多来，何琳能感到，父母在尽量让她开心，也在尽力了解她。

　　现在，何琳身上的抑郁症症状已经消失，她重新拥有了快乐的能力。

　　“我们不要把抑郁症看得那么重。”何琳想对跟曾经的她一样处境的同龄人说，“用平常心对待，这些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的。”

　　何琳喜欢跳舞，喜欢书法和画画，还想抽空学一门乐器。在最近的朋友圈里，她为闺蜜送上生日祝福，吐槽作业，讨论番剧，也发自己的照片和短视频。她展示着属于她这个年纪的鲜活的青春，还有无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