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放的身份很多元——作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他承担《保护生物学》《生物多样性导论》等课程教学多年;走下讲台,他发起、参与了不少与自然保护相关的公益活动和调查项目;而作为一位6岁男孩的父亲,带着孩子在小区里游荡、看鸟看昆虫,是他最乐此不疲的事。
在他看来,对于迫切想让孩子放下手机、亲近自然的家长来说,花费不菲的自然教育训练营并不是唯一选择。最好的自然教育,其实就在孩子身边。
记者:近年来,自然教育实践在各地蓬勃发展。当孩子们在自然中奔跑、探索时,他们会得到什么?
王放:最早期的自然教育先行者们,像梭罗、缪尔、利奥波德等用特别优美又有科学性的语言歌颂了瓦尔登湖、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甚至威斯康星的一个小木屋。在他们看来,人在自然中才能够形成健全人格,才能够完整体会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记得利奥波德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像山一样思考”,就是指在自然之中人们能够找回内心深处的那些东西,包括坚强勇敢、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好奇心与责任感。
记者:正是看到这些益处,让孩子参加自然教育活动正在成为城市家庭的热门选择。但很多机构课程报价不菲,半天活动就要花去六七百元甚至上千元。家长们时不时还会“踩雷”,花了钱却觉得没啥收获。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什么才是好的自然教育?
王放: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自然教育论坛。整整三天,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带着孩子去自然训练营,怎么带孩子设计自然校本课程、课外活动……这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触:为什么要把自然教育限制在孩子身上?事实上,当下成年人的自然教育也是非常缺失的。而当成年人不熟悉、不了解自然的时候,就很难带给孩子导向正确的自然教育,也就只能简单地依赖培训机构。
我确实能感受到家长们对于优质自然教育的渴求。去年上海市林业总站、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复旦大学共同发起了“貉以为家”公民科学家项目,邀请上海市民和我们一起调查城市里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野生貉的分布情况。一开始,我们很忐忑,没把握到底有多少人关心这件事。但市民的热情远远超乎想象,几百名各行各业的人报名,或顶着40度的高温,或奔波几十公里跟着我们一起做调查,非常投入。我跟一位家长聊天,他说起自己在给孩子讲解自然知识时捉襟见肘,就花很多钱带孩子去自然保护区参加训练营,最终竟然仅仅是做了一堆标本回来。而在跟我们一起调查的过程中,他觉得尽管没有课堂讲授、没有PPT,却带孩子真正了解到了科学研究的过程、人与自然的联结、对于城市建设的科学支持。后来他主动陪孩子一起尝试进行身边的自然科研,推动孩子从被动参加训练营到主动去探索自然。
自然教育同样应该从成年人开始。如果父母有了这些意识与知识,孩子的自然教育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看起来有那么多困难的事情了,也就拥有了比“报班”更多元的落地方式。
记者: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里的自然教育束缚太多、野趣不足”,认为自然教育一定要远足、出行,去旷野、高山、景区……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王放: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孩子或市民,郊野的保护区的确是特别好的自然教育场所,但身边的公园绿地也很好,甚至比保护区更好:比郊区公园绿地更好的场所,其实就是我们居住的小区。离生活越近,自然教育的场所就越棒;自然教育或者自然观察跟生活连接得越紧就越有趣,也越有可能持续下去。
我举我儿子的经历作为例子。当我们去一些风景区爬山,甚至我带他去爬玉龙雪山,这是一件一辈子只会经历一两次的事情,他会记住,但只是像一个匆匆过客那样去观察和体会。但当我们在自己小区发现有一只凤蝶把蛹用丝挂在了一棵花椒树上,孩子便每天早晚都要去看,惊呼“这个蛹变得透明了”“蛹变成了深色的硬壳”,直到有一天看到“蛹开始孵化、变成蝴蝶”,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每天孩子都会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去观察?我不能错过蝴蝶飞出来的这一瞬间”。
这让我觉得,这样的过程有持续性,是一件有始有终的事情。这更是一个孩子在真正关心自然,他会觉得一个普通的蝴蝶蛹跟自己是有关系的,自己像一个守护者,不能让别人去破坏它。这样持续的投入和探索,其实和我们做科学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将观察、归纳、推理、证明等科学的思想方法潜移默化地融入其中。
记者:让人与自然产生联结,尊重、敬畏自然,这是自然教育的迷人之处。
王放:是的。自然教育的产出不仅仅是知识,更可能是科学精神,可能是对于身边自然环境改造与提升的责任感。
如果中小学孩子的观察对象就是校园里的一片草坪,他们会特别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要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是不是可以投放更多植物种子营建一个小花园,也会对破坏草坪、砍树等行为有更深的思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大校园里有学生推动成立自然保护小区,用制度化的做法保护校园里的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我们也会看到上海市民关心自己小区的貉,自发组织科普小讲座,发起野生动物志愿者保护群,劝阻对野生动物有害的投喂行为。
所有这些,只有在身边的自然教育才能够做到。
(记者 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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