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赏樱风波今天仍在发酵,事情起因陷入罗生门,各方说法不一。
男青年的说法是,他因穿着唐装吴服,结果却被保安认为和服,保安执行校规,觉得和服不适合进入,所以阻拦。
武汉大学发布回应称,与保安发生冲突的两名游客,其中一个没预约却欲硬闯,且言语挑衅,随后发生肢体冲突。
虽然回应全文事实上否认了“疑似和服”不能进的说法,但文末却说“希望公众遵守学校赏樱预约规定,在校期间举止文明,服饰得体,共同维护良好育人环境”,隐隐约约透露出那么几分意思。
其实,是否有预约,是否因为言语挑衅发生冲突,都是细枝末节,公众真正关心的是,到底能不能穿和服赏樱,这个规定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个人觉得,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在当下的中国“民间外交”氛围中,由于一些民众的观念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大潮,所以,和服禁忌甚至狭隘的民族情绪,仍然是客观存在的。
不尊重这种禁忌,会导致潜在的冲突,甚至在校园里伤及人身安全——毕竟有因买日本车而被砸到瘫痪的前车之鉴。如此,武汉大学限制穿和服者进入,未必是出于校方的价值观立场,而是为了避免游客间的冲突,出现各种安全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问题还有第二个层次,那就是这种禁忌虽然是客观的,却未必是合理的,更不意味着这种禁忌是一种普遍的、必须遵守的规定。从法律上来说,并无强制规定,穿不穿和服是个体自由,这无需多言。
实际上,这种禁忌只存在于特定场合下、特殊情况下。比如,在当年西安的某个事件时,开日本车就是一种禁忌。
但是,这种禁忌只是特殊场景下少数国人积聚起来对另一部分国人的强制。与此同时,在更多的地方,在北上广深的大城市中,不管是肯德基,还是日本料理,更多的国人并不受这种禁忌的影响。那么,能说这种禁忌是一种必须遵守的规范吗?
就武大的樱花来说,虽然与日本有渊源,但如今既然扎根在那里,赏樱也变成了旅游观景,大家在樱花树下拍照摄影,而不是庄严肃穆、苦大仇深,足见在社会各方心中,樱花已然脱敏。
另一方面,和服也并非是一个普遍的禁忌,中国游客到日本穿和服,或者穿和服拍照,从来都不是普遍的禁忌。
和服没事、赏樱没事,偏偏穿和服赏樱,就是1+1大于2,甚至性质都变了,自然无从谈起。
这就进入到第三个层次:面对这种并不正确的民间禁忌,武汉大学该做些什么。
作为保安和部分游客来说,面对和服赏樱,未必会来得及细细思考禁忌本身的合理性,或延展至对外交往,更多的是潜移默化形成的条件反射。这种条件反射形成的民间外交禁忌,已经落后于时代所需。
大学本有开启民智的责任,武汉大学作为中日友好樱花的场地,就不应该仅仅避免矛盾,甚至矛盾暴露出来后,在回应中还一味回避。
鉴于此,武汉大学不妨多做些建设性的工作,帮助公众更理性地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恢复自身的主体性——这些建设性工作涵盖面很广,如立招牌对“唐装吴服”“和服”的渊源加以科普,提醒公众对此多加包容,也为因穿和服引发的冲突提供协调和公平处理渠道等。若能如此,也能更好地体现大学风骨。
2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的一封信在网络上火了起来。收信人是安徽省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初一学生陈彦然。一个院士、大学校长,为何向一名普通的中学生“隔空喊话”,并发出盛情邀请呢?
11月22日,郑州经开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了首届厨师技能大比武活动。
“武汉比想象中的热。武汉大学的校园很美很大,大到会迷路。”在武大校园初见19岁的戴锦丰时,他正身着迷彩,青春洋溢。其实,作为香港学生,他本可以不参加军训。他说,主动参加军训,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标记新的一段求学经历。
周四晚上7点,武汉大学教5楼的404教室,前门开着,有几个学生站到了走廊里,头朝教室里面看着;后门也开着,却也被几个站着的学生堵上了。从走廊踮脚往里看,教室四周站了一圈学生,手里捧着笔记本;过道里也坐着学生,抱着书包,聚精会神地看向黑板。
据武汉大学官方微博消息,近日男子穿疑似和服进武大赏樱遭保安殴打一事广受关注。25日晚间,武汉大学对此事回应称,两名游客中一人未办理预约赏樱手续。双方发生冲突前,二人对一位女性安保员屡有言语辱骂。